第319章 《古来之民族主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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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龙走进屋时赵尔固才放下笔,笑呵呵的站起道:“不知王助教前来所为何事?”
王文龙直接道:“赵司月将我的书籍在苏州封禁,我实在想知道原因。”
赵尔固回答说:“王助教的《民族国家论》之中涉及许多争议,这几个月在苏州的报纸上掀起诸生反对,其中问题已有不少,我也不过是照着诸生意思以为此书不便在苏州发卖而已。”
王文龙摇头说道:“那些攻击我的文章也有人替我反驳,怎么能只看一面之词?”
赵尔固笑道:“王助教不用激动,你有异议可以辨白,不如写张公文上来,我仔细阅读后自会考虑。”
王文龙又问道:“《民族国家论》禁也就禁了,我的其余书籍又有什么封禁的道理?《连城诀》不过是一本武侠小说,难道也犯了哪家的忌讳?”
赵尔固道:“此书将打斗神话,引得那一二浮浪子弟持刀耍剑,聚啸乡里,封禁乃是出于安全考虑。先生若是想要写书,可以写一些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好书吗,那时自然就不会被封了。何必写这样杂书去迎合那等粗鄙之人的口味?”
王文龙气的好笑,反问他道:“我见本月赵司月捆单中有好几本武侠小说,也都讲些侠以武犯禁的故事,为何独独禁我的而不禁他们?《连城诀》这书连南北两京的许多高官都看过,难道他们都是粗鄙之人了?”
赵尔固闻言也是一时语塞。他只针对王文龙,可不想得罪其他喜欢《连城诀》的官员。
赵尔固眼睛一转,他知道王文龙的书籍之中《民族国家论》争议最大,决定只抓住这一个痛点攻击,于是诡辩说道:“我以为写文章要论心,先生的《民族国家论》思想偏僻,其他文章也难免透着些诡异意思,我做学问以中正平和为主,最看不得这些内容,是以对先生的书格外严查了些。”
王文龙冷笑问道:“是以赵司月是因为《民族国家论》而针对我了?”
“是了,此书实在违背礼法,什么民族主义,自古也未听闻过的。”赵尔固咬死说道。
“如此我便晓得了,告辞。”王文龙拱拱手,转身就走。
离开鹤山书院,王文龙直接来到《苏州旬报》的编辑部,邓志谟连忙上来问道:“建阳,赵司月那里如何说?”
王文龙说:“这一期《苏州旬报》第三版给我留一个大版面。”
邓志谟道:“建阳要写什么文章?”
“打辩论!”
王文龙真是有些生气,之前他写出《民族国家论》之后懒得去和市面上那些批评他的文章计较,只想让清者自清。
可现在既然赵尔固抓着此书的争议来攻击,那他就好好跟这些攻击的言论理论一下。
邓志谟跟着王文龙一起走进总编室,就见王文龙铺开稿纸,稍稍思索,便在稿纸的最右边写下文章标题《古来之民族主义》。
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影响最为广泛、内含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思潮,从梁启超号召建立中华民族开始,各个党派文人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内涵,早就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给梳理的无比清楚。
攻击《民族国家论》的人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民族主义的思想,那可是大错特错了。
王文龙提起笔就开始洋洋洒洒的书写:
“今有人以为民族主义乃是本人提出,古之未有,此论诚为可笑。
民族主义于各国、各文明从不缺乏,中华亦然。
上古之人古人鲜以“民族”名之,然家族、氏族、公族、宗族、邦族、国族及部族等词,于古籍中屡见不鲜。
自宋以来有金石学,而今又兴甲骨学,考“族”之本义,从甲骨文、金文观之,原为家族、氏族,或以此为基础所建之“社会军旅组织”也。其所寓之血缘宗亲之关系,盖早期族类观念之基石。
随社会之进步,各族活动地域之拓展,各族因频繁交往而渐融合为愈大之地域共同体,即古之所谓“民族”。于其中血缘成分日益复杂,种族观念遂有泛化,共同之语言、习俗及文化认同则日显重要,遂成今所谓之“文化民族”。
至晚至于春秋时,中原地区已形成且日益发展之“诸夏”或“华夏”,即显此鲜明之趋势与特征也。
圣人所谓:南夷与北狄交,而中原不绝如线。非将中原之华夏文明当作一民族,而与南夷与北敌不同者为何?
此乃民族主义也。
《礼记.礼运》有云: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者。
天下一家,大道不孤。此即《民族国家论》中合各民族为一之观点来源,究其根本,皆圣人言语。”
王文龙给自己的理论找了儒家的法理基础,接下便又开始描述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:
“秦以前所谓国家,单指一家一姓之国家也。秦以后,中原王朝即追求国家与民族之认同。汉时人有:凡日月所照,江河所至,皆为汉土,之语。其豪情千古可见,此时之国家已非刘姓一人之天下,亦是汉人子民之国家。以此观之,其时汉人之民族主义已然出现。”
“此后春秋时的华夷之辩也继而发生改变,华夷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,而是主动化胡为汉。”
“至唐时,韩愈所写《原道》叙述此法最为精确: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“自唐宋而至于今,此言想必闻者不少,有人以为韩愈不辨华夷乃是退步,其实详察之便可明白,此等说法皆是一脉而下……”
王文龙列举了大量中国古代将海外民族化为中原民族的具体事例,这年代的人能够通读历史的本就不多,更别说信手拈来的使用生僻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。
写完论据之后,王文龙最后又总结民族主义思想的优越性:
“中华民族主义有何好处?为何千年不绝如缕,虽屡遭阻碍,但始终向前发展?”
“余以为好处至少在三点:
一为化天下为一,使得国家内各族团结,不致分崩。
二者,扶助弱小,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使之能得以存活,不致逼上绝路,所谓服王化者得以保全,使四海归心。
三者,今之儒者不再如春秋时奔走于诸侯之间,而以天下为最大之诸侯,天下一体则天下一家,国事亦是天下人之事,儒者由此心方能有参与国是之动力,此伸明圣人大道之必然也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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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龙走进屋时赵尔固才放下笔,笑呵呵的站起道:“不知王助教前来所为何事?”
王文龙直接道:“赵司月将我的书籍在苏州封禁,我实在想知道原因。”
赵尔固回答说:“王助教的《民族国家论》之中涉及许多争议,这几个月在苏州的报纸上掀起诸生反对,其中问题已有不少,我也不过是照着诸生意思以为此书不便在苏州发卖而已。”
王文龙摇头说道:“那些攻击我的文章也有人替我反驳,怎么能只看一面之词?”
赵尔固笑道:“王助教不用激动,你有异议可以辨白,不如写张公文上来,我仔细阅读后自会考虑。”
王文龙又问道:“《民族国家论》禁也就禁了,我的其余书籍又有什么封禁的道理?《连城诀》不过是一本武侠小说,难道也犯了哪家的忌讳?”
赵尔固道:“此书将打斗神话,引得那一二浮浪子弟持刀耍剑,聚啸乡里,封禁乃是出于安全考虑。先生若是想要写书,可以写一些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好书吗,那时自然就不会被封了。何必写这样杂书去迎合那等粗鄙之人的口味?”
王文龙气的好笑,反问他道:“我见本月赵司月捆单中有好几本武侠小说,也都讲些侠以武犯禁的故事,为何独独禁我的而不禁他们?《连城诀》这书连南北两京的许多高官都看过,难道他们都是粗鄙之人了?”
赵尔固闻言也是一时语塞。他只针对王文龙,可不想得罪其他喜欢《连城诀》的官员。
赵尔固眼睛一转,他知道王文龙的书籍之中《民族国家论》争议最大,决定只抓住这一个痛点攻击,于是诡辩说道:“我以为写文章要论心,先生的《民族国家论》思想偏僻,其他文章也难免透着些诡异意思,我做学问以中正平和为主,最看不得这些内容,是以对先生的书格外严查了些。”
王文龙冷笑问道:“是以赵司月是因为《民族国家论》而针对我了?”
“是了,此书实在违背礼法,什么民族主义,自古也未听闻过的。”赵尔固咬死说道。
“如此我便晓得了,告辞。”王文龙拱拱手,转身就走。
离开鹤山书院,王文龙直接来到《苏州旬报》的编辑部,邓志谟连忙上来问道:“建阳,赵司月那里如何说?”
王文龙说:“这一期《苏州旬报》第三版给我留一个大版面。”
邓志谟道:“建阳要写什么文章?”
“打辩论!”
王文龙真是有些生气,之前他写出《民族国家论》之后懒得去和市面上那些批评他的文章计较,只想让清者自清。
可现在既然赵尔固抓着此书的争议来攻击,那他就好好跟这些攻击的言论理论一下。
邓志谟跟着王文龙一起走进总编室,就见王文龙铺开稿纸,稍稍思索,便在稿纸的最右边写下文章标题《古来之民族主义》。
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影响最为广泛、内含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思潮,从梁启超号召建立中华民族开始,各个党派文人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内涵,早就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给梳理的无比清楚。
攻击《民族国家论》的人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民族主义的思想,那可是大错特错了。
王文龙提起笔就开始洋洋洒洒的书写:
“今有人以为民族主义乃是本人提出,古之未有,此论诚为可笑。
民族主义于各国、各文明从不缺乏,中华亦然。
上古之人古人鲜以“民族”名之,然家族、氏族、公族、宗族、邦族、国族及部族等词,于古籍中屡见不鲜。
自宋以来有金石学,而今又兴甲骨学,考“族”之本义,从甲骨文、金文观之,原为家族、氏族,或以此为基础所建之“社会军旅组织”也。其所寓之血缘宗亲之关系,盖早期族类观念之基石。
随社会之进步,各族活动地域之拓展,各族因频繁交往而渐融合为愈大之地域共同体,即古之所谓“民族”。于其中血缘成分日益复杂,种族观念遂有泛化,共同之语言、习俗及文化认同则日显重要,遂成今所谓之“文化民族”。
至晚至于春秋时,中原地区已形成且日益发展之“诸夏”或“华夏”,即显此鲜明之趋势与特征也。
圣人所谓:南夷与北狄交,而中原不绝如线。非将中原之华夏文明当作一民族,而与南夷与北敌不同者为何?
此乃民族主义也。
《礼记.礼运》有云: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者。
天下一家,大道不孤。此即《民族国家论》中合各民族为一之观点来源,究其根本,皆圣人言语。”
王文龙给自己的理论找了儒家的法理基础,接下便又开始描述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:
“秦以前所谓国家,单指一家一姓之国家也。秦以后,中原王朝即追求国家与民族之认同。汉时人有:凡日月所照,江河所至,皆为汉土,之语。其豪情千古可见,此时之国家已非刘姓一人之天下,亦是汉人子民之国家。以此观之,其时汉人之民族主义已然出现。”
“此后春秋时的华夷之辩也继而发生改变,华夷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,而是主动化胡为汉。”
“至唐时,韩愈所写《原道》叙述此法最为精确: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“自唐宋而至于今,此言想必闻者不少,有人以为韩愈不辨华夷乃是退步,其实详察之便可明白,此等说法皆是一脉而下……”
王文龙列举了大量中国古代将海外民族化为中原民族的具体事例,这年代的人能够通读历史的本就不多,更别说信手拈来的使用生僻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。
写完论据之后,王文龙最后又总结民族主义思想的优越性:
“中华民族主义有何好处?为何千年不绝如缕,虽屡遭阻碍,但始终向前发展?”
“余以为好处至少在三点:
一为化天下为一,使得国家内各族团结,不致分崩。
二者,扶助弱小,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使之能得以存活,不致逼上绝路,所谓服王化者得以保全,使四海归心。
三者,今之儒者不再如春秋时奔走于诸侯之间,而以天下为最大之诸侯,天下一体则天下一家,国事亦是天下人之事,儒者由此心方能有参与国是之动力,此伸明圣人大道之必然也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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